[96]初可以是自然的开端，朔则是被人确认了的再开端。

二《中庸》是《礼记》中的篇什，它被编入《礼记》一定是有充足理由的。（《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41页）[8] 郑开：《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与形而上学》，《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其说甚精，然而却不足以概括先秦儒家，因为早期儒家所讨论的诚明良知等概念及其理论更为恢弘、更为深刻。子思所说的附之于身其实就是祭祀礼仪过程中交于神明的特殊精神状态亦即精神体验，而必诚必信则强调了那种精神状态和精神体验之真切、鲜活和生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比较而言，儒家哲学中诚诚明等概念似乎比道家哲学里的神神明更加复杂，更加不容易理解。

换言之，鬼神存在不存在其实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它出现于祭祀礼仪语境之中的意义已发生了重要变化，这当然是儒家将古代宗教传统予以精神层面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同时，抽象深刻的诚观念又脱胎于礼，即祭祀仪式过程中的特殊精神经验，更是这种精神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既然如此，孔子师事老子的说法也就难以成立了。

王道一生最看重的是其个人内心的意愿，而不愿屈就自己。杨时乔尊奉程朱，往往是合着对陆王尤其是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贬斥来立论的。当代有学者将唐枢定位为具有甘泉学背景的阳明后学（俞汉群，第138页）。(《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第4页)也就是说，蒋信虽然出入于湛、王之间，但并没有把湛、王之说奉为圭臬，他在精思力践的基础上多有自得，而自得恰好符合陈献章、湛若水以来的学术传统。

杨时乔本人则着力阐发了公共之理说，认为天下公共之理，人所同有者（同上，第718页），理不仅是人之所同有者，也是生生化化的宇宙以及天地万物所同有者。……用这一点来标举其师与王阳明之同，固大而无当。

[21]湛若水撰，1997年：《湛甘泉先生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六册》，齐鲁书社。唐枢（1497-1574），字惟中，号一庵，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嘉靖年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后因上疏触犯帝怒，被削职为民，回乡后潜心著述、讲学40余年。[9]刘勇，2020年：《明中叶理学学说与仕宦表现的互动——以王道与湛若水的师徒关系变化为例》，载《华中国学》（春之卷）。（《吉阳山房摘稿》卷八）何迁这里赋予了止以抽象的哲学意蕴。

[5]戢斗勇，2020年：《庞嵩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参见姚才刚、张黎，第46页）就蒋信思想之大端而言，他可被定位为甘泉后学，但因其早岁曾亲炙阳明，其思想也受到了阳明的影响，故亦可将其视为介于湛、王之间的一位儒家。（《唐枢集》，第129页）他在阐发讨真心说时，一方面突出了克己修身、改过迁善的修养工夫，另一方面又向往自然之妙用（同上，第51页），主张人在心性修养的过程中无需刻意雕琢，而应效法天道，做到自然而然、洒脱活泼，这种观点与湛若水以及陈献章倡导的自然工夫论是十分吻合的。要么补正师说中可能具有的不周延之处，以便完善师说。

在他看来，人之善端尽管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泯灭，但因种种原因，它可能会被遮蔽而无法呈现出来。(参见张学智，第76-77页)笔者亦持后一种看法，其原因除了唐枢与湛若水之间有明确的师承关系之外，他在思想上也较多地受到了湛氏的影响。

（一）唐伯元对陆王心学的批判及其理学倾向。何迁、吕怀即属于此类人物。

唐伯元较为赞赏朱熹对心、性进行分梳的做法，认为性犹形而上者，形而上者，虽善犹微。黄宗羲尽管将唐枢置入甘泉学案之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其学说于王学尤近（《明儒学案》，第950页）。（参见黎业明，第242页）而甘泉后学因已分化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如何定位他们的思想学说则显得更为复杂，难以一概而论。嘉靖二年（1523），蒋信到京师做贡生，又拜湛若水为师。（湛若水撰，1997年，第532页）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同样也不乏克服私欲、变化气质的工夫论意蕴。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

唐伯元（1541-1598），字仁卿，号曙台，澄海（今广东汕头澄海区）人，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其传世著作主要有《醉经楼集》等。[14]《四库全书总目》，1965年，中华书局。

杨时乔除了在思想上倡导一本程朱（《四库全书总目》，第1603页）之外，还通过上疏陈言、诉诸政治的方式抬高程朱理学，打压陆王心学。（参见刘勇，第179页）对于王道这样的另类人物，黄宗羲在编撰《明儒学案》时，竟不知该将其置于姚江（阳明）学案还是甘泉学案之中，于是姑附于甘泉之下（《明儒学案》，第1039页）。

讨真心说既是唐枢借鉴、吸纳阳明良知说并与湛若水之说会通之后的成果，也是他试图克服阳明良知说理论缺陷的一种尝试。作为湛若水的亲炙弟子，吕怀对师说也有所领会、阐扬。

不过，蒋信后来发觉阳明子实未之及焉(《李道纯集·蒋道林文粹》，第150页)，即认为阳明之说过于突出内心的自足、自得，以至于有遗外求内之嫌。道问学，所以崇礼，所以尊德性。不少甘泉后学亦如湛氏一样，对陈献章及其创立的岭南心学充满敬意，且从不同角度作了各自的阐发。洪垣不仅倡导不离根之体认，而且还进一步主张立根。

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已出版《儒家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明中叶至清初的王学修正运动研究》《刘宗周》《终极信仰与多元价值的融通：刘述先新儒学思想研究》《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与意蕴》等学术著作，发表论文近百篇。吕怀进而指出，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说与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得以会通的关键即在于变化气质。

王道去世之后，湛氏仍号召其他弟子诃责、讨伐王道，目的即是为了自清门户，同时也向世人昭示，自陈献章以来的岭南心学所坚守的乃是儒学正脉，而没有陷入道、佛之泥淖。相反，他们对湛氏其人其学尚怀有同情与敬意，其原因除了他们认为湛氏沉稳笃实、符合他们心目中真儒的形象之外，还在于湛氏之说仍保留着程朱理学的若干因素，这与他们自身的学术倾向是较为契合的。

甘泉后学与阳明学派的学者同样是过从甚密，他们在学术上既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又因学术观点的歧异而辩难对方，甘泉后学许孚远与阳明后学周汝登之间的无善无恶之辩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种学术辩论在无形之中即推动了中晚明儒学的创新与发展。何迁在继承先秦及宋明儒家知止说的基础上，对知止作了富有特色的阐发。

王道由儒转向道，既与他自中年以来遭受的丧女、丧妻、丧孙（《王文定公文录》卷六）等一系列家庭不幸有关，也与其淡泊旷达、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湛氏的这种致思趋向自然会影响到他的一部分后学，湛氏二传弟子唐伯元、杨时乔等人就愈来愈偏向于程朱理学了。朱熹、王阳明等宋明儒家殁后，他们的及门弟子也多有分化，对师说各取一端，并进行了迥然不同的阐发，形成了诸多流派。[22]张学智，2000年：《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洪垣被湛氏视为衣钵传人。[15]唐伯元，2014年：《醉经楼集》，中华书局。

入仕则勤勉务实、忠君报国。不过，与日益成为研究热点的朱子后学、阳明后学相比，当前学界对甘泉后学的研究尚十分欠缺，不少甘泉后学的文集尚未得到整理，对甘泉后学所作的整体考察与学理分析也不够。

三、何迁、吕怀：得甘泉学之一隅所谓得甘泉学之一隅，是指一部分甘泉后学未能全面继承湛若水的学术宗旨，而仅凸显了湛氏某个方面的学说，并将此方面的学说不合理地加以放大，以至于遮蔽了甘泉学的大宗大旨，甚至偏离了甘泉学的学术立场。可以说，中晚明儒学尤其是儒家心学思想的兴盛与繁荣固然主要归功于阳明学派，但湛若水及其后学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因反垄断苹果在荷兰连续第九周被罚500万欧元

光明日报：更好地全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经济参考报：从大时代角度看混合所有制

中国黄金的绿色追求

经济参考报：全球国有资本运营典范淡马锡

软件定义

华能：今年结构调整是重中之重

深圳企业即刻复工用上新科技，5小时开启数百居家办公室

学习时报：国企政治优势如何转化为竞争优势

Meta彼岸